【新刊】谢茂松｜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主体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历史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这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即文明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蕴含着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原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主体性 历史主体性 实践主体性 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最终将是中国文明的伟大文明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也根源于中国文明。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历史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这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即文明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原理，也就是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社会主义克服了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难以克服的现代性危机，将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力，同时也为中国开创千年新局。
一、中国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建设“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七十多年的长期实践探索，终于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艰巨的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到1949年领导的中国革命，革命本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革命和现代化二者不能割裂。
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整全的、通贯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以及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于现代化不同因素的长时段的历史准备及其挫折。中国式现代化要放在大历史的纵深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一）中国式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快速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美国入侵朝鲜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不畏美国霸权，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免除了苏联东西两线面对美国的压力，极大缓解了苏联在西线的压力。为此，苏联先后向中国援建了156项工程。通过这156项工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展开，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又克服了苏联过于强调中央计划而忽略地方积极性的弊病，强调同时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当两国交恶、苏联撤走专家，美国继续对中国封锁时，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彻底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的“彻底性”给中国带来的意义，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彻底性的意义。这两个“彻底性”，使得中国的道路探索更为艰巨、复杂，但带来的经验、智慧是最为丰富、完整、全面而持久的。
正是由于前三十年中国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初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后才能以超大市场、完整工业体系以及熟练工人这些叠加优势吸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人才与资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加工厂，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具有世界最为完整与极富韧性的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底色，与前三十年一样，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自主。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演进到以数字文明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四化”。在数字文明时代，以中国的5G技术领先于世界为代表，中国第一次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上与西方并驾齐驱。早在2000年初，习近平就看到了数字文明的未来，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今后的中国，都是一笔伟大的精神遗产。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遗产的意义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革命与现代化绝不是二元对立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根本上在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的片面的现代化，就首先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因为打倒了外部敌人，国家独立，所以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可以持续走一条独立自主而非依附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打倒了内部敌人，人民解放，所以新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始终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底色，也就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高度组织动员的举国体制的特点，在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根本上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现代化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同时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具有天翻地覆意义的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后在新地基上的现代化。
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毛泽东以大历史的战略思维，看到了历史，也就看到未来。在这里，“历史”指明清以来农民失去土地，而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依附性经济体，农民失地加剧；“未来”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不同于过往苏联的中心城市武装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具有战略指导性意义。
（三）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各种尝试及失败的根本原因
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民国的现代化，都是中国对于现代化的各种道路的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就亨廷顿所说“革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革命是现代化观念的终极表现”而言，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同样没有成功。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分析“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北伐战争没有成功，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在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民国的现代化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基于中国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革命，并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相较而言，唯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其建立在深厚历史意识基础上的战略思维，动态把握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要素的长时段历史准备
中国式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不仅体现于中国近代史，还潜在地体现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具体而言，是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不同要素做了长时段的历史准备。虽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比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更早遇到挫折，但是其中的几个核心要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彻底、有效的激活，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之所在，也是“理势合一”之所在。
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化长时段历史准备的第一个要素，是宋朝开始出现的平民社会以及礼教下移带来的普通民众的道德觉悟的提升。晚唐五代持续发生战乱，世家大族被摧毁，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迁，这一社会大变迁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理学的产生正是因应中国社会的这一大变迁。宋明理学从宋代朱熹的“天理观”到明代王阳明的“良知说”的流行，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是礼教下移的过程。礼教下移，乃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内化于心的道德觉悟，从平民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
礼教下移离不开四书在宋代的兴起。科举考试是中国社会流动的关键所在，宋以下的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更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的科举考试科目，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四书尤其是其中篇幅更短的《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则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大学》《中庸》同时能“立乎其大”，直截又系统，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新民”而最终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大学》《中庸》之简易而更为普及化、平民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共同参与、共同奋斗的现代化，而对于广大民众最有效的组织动员就是激发民众的自觉参与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基层实行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带来的道德觉悟、道德自觉在现代的彻底化。所以说宋代以下平民社会以及民众的自我觉悟的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一个要素。
南宋虽偏居南方，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形成了中国文明意识的强大文化内聚力，这是此后能对元清两朝统治者形成文化同化力的关键。元朝的建立重新打通并扩大了唐朝在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可谓是以中国为主导的早期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在全球化下的现代化，所以说元朝打通并扩大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具有早期全球化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二个要素。
元朝打通欧亚大陆，形成早期全球化，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及今天“一带一路”的复兴，都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之下。这一进程在明清得到发展，包括明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实质性取代铜钱的位置。白银扩大了国内市场的统一，放大了市场、商品经济的动能，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由铜钱到白银的转换进程，对于原有的建立在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形成潜在而持久的冲击，中国尚在初期的适应过程中。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集中表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50年代兴起的对于明清资本主义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近代因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受挫的讨论热潮。
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一方面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另一方面大量原来居住在乡村的地主乡绅搬到城市生活，出现所谓不在地的地主，这样原有的乡绅与农民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逐渐被破坏，明清由此出现一些土豪劣绅，以及相应的民变。明清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丧失土地以及农民反抗，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内部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准备了第三个要素。
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历史准备，一方面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分层以及朝向一体化，另一方面就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对于豪绅的抵抗。这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破坏带来反向的保护社会运动的兴起。
平民社会的民众觉悟、全球化、市场经济与革命动力，就是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分别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准备。
“中国式现代化”之为“中国式”，意味着“中国历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的存在，中国历史是作为整全而非碎片的中国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长时段的历史准备。故而历史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的，中国历史并没有缺席中国式现代化，而是以历史的巨大潜能、多种动力深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尽管表面上不易察觉。
从大历史、长时段历史来看，中国历史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厚遗产，正如中国革命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厚遗产。这两个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贯通一体。二者在理势合一的意义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势”的长期准备。
（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让中国文化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持续侵略中国，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背后是其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开启学习西方各国现代化的过程，最早现代化的英国、法国，后发的德国、美国，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都在中国学习之列。
向西方学习，先是集中在船坚炮利，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的实质就是工业现代化。中国文明强调“道器一体”，贯穿着对于“道”的极端重视，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强调思想、理论、文化的指导性作用。大一统国家的内部统一，首先需要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而思想的统一是有机的统一，这就要求思想上升到“道”的普遍性的高度。基于中国思维这一特点，中国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学习，除了由船坚炮利表现于器物层面的工业现代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中国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学习的失败：“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他进而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学习，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精神即“道”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大一统的现代化，中国文明维系大一统离不开统一的大道，而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中国新的“道”。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精神武器，中国文化才得以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中国文化复兴并在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即掌握文化领导权，还要有持续增强、巩固的长期过程。今天的“文化自信”就是这一长期历史过程的自然延伸与新阶段发展。
（六）“中国式”新道路对“西方式”旧道路之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新道路，毫无疑问是针对过去西方现代化的旧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在西方列强内部有霸权的争夺与更替，但对非西方世界，则将其以一神论为底色的西方现代化加以普遍化，从而贬低非西方世界，同时以炮舰和笔（西方知识）让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规训，从而自我否定其历史、文化、传统，并将它们纳入世界市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其打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被其侵略、殖民、压迫的非西方世界国家变为依附式、边缘化发展的国家，试图加以永久性的固化。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掘墓人的论断，与卡尔·波兰尼对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破坏市场的同时产生反向的保护社会运动的论断异曲同工，二者分别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内、对外压迫的同时，也在内、外造成了反抗者，国内革命的动力与世界革命的动力也正在于此。
西方将其现代化话语及形塑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历史话语，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将其他者化，使其在丧失历史主体性的同时也在现代化发展上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依附式、边缘式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来看，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引进、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以此化解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之恶。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与文明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文明结构：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
中国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历史准备，而从更长的文明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中国文明，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及其文明原理。
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就是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周公制礼做乐的工作就是集文明大成的工作，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自信于三千年后的中国之可知，就在于西周文明所奠定的中国文明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
西周礼乐文明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早走出了宗教，成为人文性文明并一直保持这种人文性。西方虽在雅典城邦时也一度出现人文性，但为时有限，到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尤其在漫长的中世纪又重新回到宗教性，等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受到中国儒家的影响才算走出宗教。
西周礼乐文明之礼、乐二者各有其分工、职能。《礼记·乐记》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代表别异之秩序，乐代表合同之和谐。集三代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是“亲亲”（合同）与“尊尊”（别异），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亲亲”“尊尊”的文化价值观全面落实于制度层面。“亲亲”就是在社会层面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自组织，强调孝悌；“尊尊”就是在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中国文明传统将周公、孔子并称为“周孔”，周公的贡献在于创制，孔子以及孟子则将礼乐文明的抽象精神、文化价值观提炼为“仁”与“义”，“亲亲”为仁，“尊尊”为义。
西周实行分封制及宗法制，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宗法制下的叔伯关系，或者是通过联姻而形成的甥舅关系，家国一体。秦汉以下的郡县制，则是将国家与百姓的关系拟血缘化类推，将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与百姓的关系比拟、类推为父母官与子民的共同体关系。其实《诗经》已形成“民之父母”的思想，《大学》就引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中的“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在于阐明礼乐文明的文明原理，“修齐治平”的核心思想直接道出了中国礼乐文明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大学》开篇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文化价值理想也就是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德性政治，在社会、百姓日常层面的德性生活。善既是政（善政、仁政），也是文、教（善人、善教），政教一体而皆为人文性，大不同于西方的政为世俗政治，教则为基督宗教。这就是王国维所说西周礼乐文明建构了道德团体。
中国式现代化在扎根于中国文明的底层文明结构的同时，最终消化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古今之变”的问题在更高层面上再次转化为“古今一体”的问题，从而在成功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之后，继续保持中国文明连续未断裂。
（二）继承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至善”的价值理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根本上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相应、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继承。
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追求的是德性生活。德性作为优先价值选择，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部。
王船山对“善”的诠释非常深刻。他不是按通行想法将“善”理解为道德的主观态度，而是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而《大学》中的“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中国式现代化将作为优先价值的德性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部而朝向“至善”之价值理想追求，意味着经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韧性立住了，在更高层面重新回到过往中国之为“礼义之邦”，礼义也就是德性。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文明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止于至善”的价值理想的继承、发扬，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可大可久之所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了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大本大源的文明原理：“可大可久之道”来自“元亨利贞”“保合太和”“乾坤并建”与“中正之道”
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更深层地来自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王船山认为《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卦辞、爻辞、《易传》（即《十翼》）历经伏羲、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四圣”而“四圣同揆”。“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历四圣而始成的《周易》将西周礼乐文明提升到“道”的抽象、普遍的文明原理高度。礼乐文明之“人道”取法于《周易》之“天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此，而不能窄化为今天的保护环境。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就要深入《周易》的文明原理，这是最具根本性的大本大源之所在。
1. 元亨利贞
《周易》为五经之首，乾卦则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卦，地位重要，对《周易》做系统解释的《易传》认为乾、坤这起始二卦，代表着《周易》之门户，《易传》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理解乾、坤二卦，也就能进入《周易》之门。乾卦象征“天”，坤卦代表“地”，二者代表天地的创生之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元”，表示元初，表示德性初始之至善、纯粹无私，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息之德，是“仁”之德性，初心正出于此。“亨”表示亨通广大，始终葆有“元”之纯粹无私之善，就能不断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而事业大发展。事业大发展产生大的利益，就出现如何合理分配利益而达到和谐的问题。《易传》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周易》理解的真正的“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之私利、一时之短期利益，更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充分考虑到全体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照顾到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让各方各得其宜从而各方谐和、满意。“贞”是稳固而持久，只有做到“利者，义之和也”，才能贞固永久。
“元亨利贞”四德合在一起，表示“可大可久之道”。大而能久，根本上来自初心的至善、纯洁、无私。始终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所以最终能发展壮大并持久。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完全不同。西方现代化的起点是战争、侵略、殖民、掠夺，终点是造成内外巨大贫富差距。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终点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以中国的发展带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的深层文明原理就是元亨利贞，能可大可久。
2. 保合太和
《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强调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二者之间的和谐、共济一体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这就是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明清故宫以太和殿为尊，正是这方面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贯穿着家国天下、天地人等各种关系的和谐，而各种关系的总体和谐、普遍和谐也就是“太和”。
3. 乾坤并建
《周易》的每一卦由上下六个爻构成，六爻都是纯粹阳爻的乾卦代表纯阳，六爻都是纯粹阴爻的坤卦代表纯阴。王船山提出“乾坤并建”，即乾、坤二卦同等重要。乾卦大象辞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大象辞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文明主体性，厚德载物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的学习精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但学习不是白板式的，是立足于自身，在向外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文明的主体性，这也就是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也正是对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二者并重。
4. 中正之道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动态思维，不像古希腊是原子式的静态思维。《周易》强调“时位中”，也就是中道、中正之道。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全面统筹协调各种关系，正是体现了《周易》的中正之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一阴一阳之间取“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而不是乾卦最上一爻——上九爻的爻辞“亢龙有悔”，以及坤卦最上一爻——上六爻的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荡而不返、物极必反。唯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方能可大可久。
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重主体性。但大而言之，拉长历史，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拉到三千年前的西周文明，则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也就属于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故而这两重主体性也是通贯一体的。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而这些独特性要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加以思考。
除了历史主体性与文明主体性这两重主体性，还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重主体性，即实践主体性。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一）传统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火淬炼
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探索，又要看到宋元明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更长期的历史准备，再往上更是习焉不察的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尤其是三千年前西周礼乐文明的底层结构以及文明原理在更长历史时段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深层次也最不易觉察的影响。
由近的百年而及远的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影响，并非自动、自在、自明地起作用，而是需要被激发、被调动。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义并加以中国化，激活了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潜在动能。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不是静态自然呈现的，在现代世界需要经过革命之火的淬炼，需要有效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委实不易，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上升到“道”的高度。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温故而知新的认识论意义所在。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最大程度地激活、调动中国文明传统的巨大潜能来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传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底层结构之“体”。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与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二者互为体用。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具有高度领导组织动员能力的领导核心，而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路径选择。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体关系的角度，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的“团结奋斗”做出诠释。
“团结奋斗”这四个字看似再平常不过，但恰恰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浅白的政治语言中对政治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共同性做出最直观、最本质的概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底层结构。《周易》的同人卦、大有卦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深刻哲学。同人卦卦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只要万众一心，就能共渡难关。同人卦紧接着的是大有卦，《周易》《序卦传》解释同人、大有的内在逻辑演进关系——“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于大有”，上下同心同德就能成就伟业。
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政治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体关系也就是王船山所说“乾坤并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一体的关系。乾为阳，为主，为领导者、创造者，坤为阴，为从，为被领导者、执行者，而乾卦内在也有坤卦之德性，坤卦内在同样也有乾卦之德性。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又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今天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性。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内外统一
建立在中国深厚历史文明传统基础上的历史智慧深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道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中国社会主义的可大可久，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国文明能保持连续而未断裂，离不开作为国家治理核心的士大夫政治的德性政治、贤能政治及其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以及“党纪严于国法”，是当今世界政党所独有的，根本上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日新其德”文明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创新，这也就是《周易》首卦乾卦九三爻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所表达的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道德紧张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明确将自我革命制度化，有助于完善党的自我监督。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问题，给出人民监督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它与第二个答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两个答案具有统一性，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建构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本质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我革命、人民监督一内一外，辩证地统一于党和人民的一体关系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永远保持赶考的心态，“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精神，在根本上保证第二个百年中国的可大可久。
四、新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文明、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体性、历史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这三重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即文明逻辑（或者说是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实践、历史、文明这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由近及远，从新时代不断往上回溯到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正说明中国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不是感叹时光流逝，不是不为世用的消极，而是对于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积极的态度。流水无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水，水流过程中有曲折、顿挫，这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中“古今之变”与“古今一体”的统一。
中国文明的连续、未断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春秋公羊传》记载当时中国面对四周夷狄的入侵，“中国不绝若线”，这与《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几乎是一样的。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国家，历史上经常面临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挑战，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往往与此有关，但中国每次都能由短暂的分裂走向更大的统一。中原农业文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对北方游牧文明的融化，这就是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
所谓“《易》有三名”，即变易、简易、不易，《周易》的哲学思维是变化，“变化”之为变化，不是杂糅，重要的是对于变的转化，变而能化，化的目的、结果最终是为我所用、为今所用。中国历史上面对北方游牧文明、印度佛教以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挑战，最终皆能以“中国化”来化之。
中国文明传统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史、文明这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通贯为一体，最终中国式现代化也转化为中国新文明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古今之变”再度转化为新的“古今一体”，中国在保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同时，也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为世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选择，乃是在宋明理学“理一分殊”意义上，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跟中国一样，都要结合本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现实加以学习、转化，它们同样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的三重主体性、三重逻辑性的问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1. 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点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是以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古今中外法”，处理好古今，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处理好中西、中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西、马三者尤其是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马克思主义要管用，就不能是本本主义，而是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伟大的中国文明传统，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此，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贯通“古今中西马”的文明集大成特点。
2. 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贯穿社会主义“大道”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进而赶超，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首先是在工业文明方面赶超的历史，而在正在到来的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在起点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可谓同步，尤其是在5G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数字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契合，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高度相通。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高度契合，数字化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
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企业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对于数字、互联网企业和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执，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当然此所谓中国历史不是豆丁之学，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贯穿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
进入数字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远离过往的农业文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具有农业文明大国传统的中国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以农业文明大国的思维，结合数字化技术与思维来发展新的工商业和数字经济，重建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熔铸为一体，并以社会主义之“大道”、根本原则贯穿其中的深意所在。
3. 贯穿“止于至善”“保合太和”的社会主义“大道”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文明的整全性，也就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科技为一体，五位一体的文明深意即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先，而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优先。政治优先的根本意涵是以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而非以资本的少数人利益、短期利益优先，这样就能既利用资本，又规训资本。由此，则有政治与经济的一体，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同样，政治也深深融入全体社会而成为一体，而不是西方式的所谓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中国文明传统强调“政者，正也”，政治优先，以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也意味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中贯穿着德性优先，“止于至善”“保合太和”的社会主义“大道”。这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的深意所在。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开未来中国千年新局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明史意义在于这是继西周分封制、秦汉以下的郡县制之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将开未来中国千年新局，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而是以阳化阴，以社会之“善”转化资本之“恶”，最终涵摄、超越、转化西方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王船山所说的“命日受则性日生”的文明生长性。一方面，新文明需要以中国的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共同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的方向不是“后现代”，而是“现代”化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文明的更新、创造。
谢茂松：中国科学院大学